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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毫无疑问，高举“君尊臣卑”大旗的方孝孺在当时招致了诸多世俗力量的极力贬斥与惩戒。
本文仅从罗森的行文立场出发，力图剖析“方孝孺的惜誉”源自他的“思想忧患”、“思想立场”及“思想取向”。
后二者关乎任何政治知识分子的问题。
相较孔子位“万世师表”而言，从文化、政治立场出发的方孝孺肯定比不上。
因此，当高举“以孔易方”大旗的朱熹对朱见深说出“方孝孺有何不可？”之类的话语时，显然违背了孔子的意愿。
然而，批判孔子思想价值的人，却希望“党锢”的一切负面评价消失，宋明理学的神秘色彩就将被打破。
然而，方孝孺之谥号“文正”，含有旨在“阐扬圣道”、“正本清源”的隐义。
方孝孺思想之雄辩风韵，与其“臣书王事”的孔门言说体系，被后世统治者污蔑为“经书糟粕”、“文字狱”之首。
本文仅仅截取其思想之最光彩夺目的部分，不予全面展开。
总之，在罗森看来，有宋一代，方孝孺与朱熹之间并非伦理、纲常上的战争，而是后世统治者对“立君”和“立长”之间比例问题的争吵。
这一问题上的争吵，并非独此一家，更不是功有余而德不足。
对此，大家都心照不宣地视对方为异己势力，实际上，是明代最大的政治分歧，与唐儒宋儒之间和东汉儒学家之间的政治争论性质差不了多少。
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大框架内，儒家伦理学于宋代的成熟以及清代的衰败等问题—具体涉及层面上，概说言之，可谓：“汉代保守，宋代开放，明代复兴，清代衰败”。
然而，在精神气质上，儒学思想仍然是由孔子所创立，颜回、孟子、韩愈和朱熹等先秦儒学家的思想皆在此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。
中国历史上“空前绝后”的儒家政治思想，就其材料依据而言，尚未成熟，只能算作其模糊的雏形。
罗森的思想告诉我们，在批判汉代保守、宋代开放、明代复兴或清代衰败等儒学思想困境时，“应当认真对待这诸种行为病根，以便矫正产生这些弊病的体制、制度和文化条件”。
虽然“空前绝后”，但从根本上说，儒学现代性